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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快3app: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范文

版權:原創標記本站原創 星級:★★★★★3.0 級別:經典論文題目 范疇:研究生學年論文 論文范文編號:lwzy04326 期刊發表:中級職稱 全文字數:8000字 投稿作者:atbvsh 審稿編輯:聞名學術家 閱讀次數:4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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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范文

對鼓勵我國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

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財政稅收中的分配職能

財政稅收制度對中小企業扶持

第一篇論文摘要:營業稅與民國時期的稅收現代化(1927-1949)

近代中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從傳統農業國家向現代工業國家轉變.工業化是與傳統生產方式不同的新型生產方式,在此過程中所需的資金是如何籌集的如果說西方國家對外殖民擴張、掠奪為其走向工業化及現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原始資本積累,那么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言,現代化的資金從何而來作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稅收是維持政府正常運作及推動各項現代化事業建設的資金保障.同時,工業化帶來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為政府提供了豐富的稅源,這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也就是說,稅收能夠為現代化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現代化的發展要求稅收制度的革新.因此,我們可將中國從傳統稅制向現代稅制轉變以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過程稱為中國的稅收現代化進程.

本文以引自西方國家并取代中國地方“惡稅”厘金的營業稅為考察對象,利用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等單位挖掘的大量原始檔案資料和各種民國時期的報刊資料,運用歷史學、經濟學、財政學、稅收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從制度和實踐兩個層面探究中國稅收現代化問題,重點理清了稅收現代化進程中的三種關系:傳統稅制與現代稅制的關系、 與地方的稅收關系、政府與納稅人(商界)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本論文揭示了中國稅收現代化的動力和制約因素,同時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和財政稅收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除緒論和結語外,本文共分為時間相繼而又有內在邏輯關聯的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以裁厘與中國現代營業稅制度的建立及其實施為中心,考察南京國民政府改造舊稅、建立新稅的歷史進程.第二部分以四川營業稅為例,考察抗戰背景下的地方稅收制度改革及其對稅收現代化的影響,探討營業稅納稅人對政府稅收權力過度擴張的制衡.第三部分以 接辦及改革營業稅為中心,考察戰時 財政集權對營業稅征收制度現代化的影響以及營業稅在爭取民族獨立進程中的作用.第四部分以戰后地方營業稅的改革實踐及其結果為中心,探討地方稅收權力的流失以及中國稅收現代化進程遭遇的頓挫.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營業稅現代化進程的具体考察,本文最終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關于傳統稅制與現代稅制的關系.傳統與現代是相對的概念.相對于厘金及牙、當等稅,營業稅屬于現代稅種;相對于包征制度,查征制度屬于現代稅收制度.在現代社會,政府對什么征稅,怎樣征稅,征多少稅,均須遵守既定的法律規范,即“依法征稅”.營業稅查征制度正是一種以既定稅法稅則為準繩的征稅制度,包征制則是政府與其他單位或個人達成某種協議的“法外”征稅模式.這種“法外”征稅模式與現代稅收制度的法律性本質是背道而馳的.事物的存在往往有其合理性.包征之所以能夠存在,并彌補查征之不足,可以說是西方現代營業稅制度適應中國國情的結果,這同時顯示出傳統稅收制度中的某些因素在現代稅收制度中仍有頑強的生命力.

第二、關于 與地方的稅收關系.財政分權是現代國家普遍實行的一種財政體制.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 與地方財政分權始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此后財政稅收體制在分權與集權之間幾經變動,營業稅亦由地方稅變為國家稅,再由國家稅變為地方稅,其間交織著 與地方圍繞稅權的激烈爭奪.在戰時財政集權之下, 集營業稅的立法權、征收權、管理權和支配權于一身,能夠有效地改革征收制度,并實現了降低征稅成本及提高征稅效率的目的.營業稅征收制度的現代化進程并未因 與地方財政稅收權力的變化而停滯不前,反而在 期間得到延續和進一步發展.

第三、關于政府與納稅人(商界)的關系.營業稅納稅人非常之廣泛,包括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各業商人,他們大都已納入商會、同業公會等組織體系,形成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在稅收事務中具備一定話語權.這些組織由納稅人選舉(推舉)產生,代表并致力于維護納稅人的利益,反映納稅人的訴求,制約政府稅收權力的過度擴張.這是中國納稅人現代稅收意識形成的重要表現,也是中國走向現代稅收 國家的重要表現.這說明政府與納稅人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機制,正是在商人團體和政府雙方的相互博弈與互動中,現代稅收制度才得以不斷趨于完善.

總的來說,作為一個引自西方國家的現代稅種,營業稅在民國財政稅收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現代化事業也有特殊的意義.營業稅取代了“惡稅”厘金,為中國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稅收政策條件.在國民政府的分稅制體制下,營業稅與田賦構建起地方稅收體系的主體,為地方現代化事業建設提供了不可代替的資金支持.在抗戰時期,營業稅成為政府增稅的重要途徑,大大擴充了直接稅體系,有效地支持了抗戰財政,為中國爭取民族獨立作出了積極貢獻.通過本文以營業稅為個案研究民國時期的稅收現代化及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關系,我們發現,中國稅收現代化既吸收了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成果,又保留了傳統稅制的某些烙印,而且能夠隨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

第二篇摘要范文:稅收法定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探析與對策研究

稅收法定主義是現代法治主義的發端與源泉之一,是規范和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財產權利的現代 憲政要求.回顧英國、美國的歷史經驗:“國民的同意”和“無代議士則不納稅”,可清晰地看到它對法治主義的確立起到了先導和核心的作用.稅收法定主義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對保障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舉足輕重,法無明文規定不納稅,它包括政府征稅權力由憲法授予,稅收法律、法規須經議會批準,稅收要素法定、稅收要素明確、征稅合法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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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稅收法定主義作為西方國家稅法的基本原則被學者介紹到我國,經過學者的理論啟蒙和普及,起到了較好的推動作用.在社會實踐層面上稅收法定主義在我國的確立主要是通過《憲法》、《稅收征管法》和《立法法》三部法律完成的.在移植并鍥入到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遭遇了種種規避和背離、錯位與隨意、變通與沖突的困境,如稅法制定中的法律試行、法律政策化和授權立法問題,稅法解釋中的行政權力色彩濃厚、解釋主體歸屬模糊、解釋的效力隨意問題,稅法實施中的稅收計劃、減免稅處理、稅費之爭問題等,一程度上反映了稅收法定主義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剖析原因,一是稅收法定主義的內部構架固有的沖突,稅收通過法的形式獲得合法性和強制力,同時又對法存在一種天生排斥力,稅收行政權在譖取稅收立法權的過程中得到不斷擴張、膨脹,超越了稅收法定主義設置的道道藩籬.二是中國的傳統和法治本土資源背景——重權力、輕權利傾向, 集權意識極濃厚,國家權力至上,個人權利完全受制和依附于國家權力,從未真正產生過對國家權力運用進行限制和抗衡的思想和機制等,成為推行稅收法定主義的客觀障礙.三是中國處于憲政轉型期間,憲法上的產權制度不明晰,導致國家對公民的肆意稅費侵擾;缺乏制度博弈機制,導致稅收合法性?;?;賦稅結構不科學制約了財政 理念的生成.正是由于這些深層次的原因,導致了稅收2000級法律碩卜畢業論文法定主義在中國的移植一直處于理性的設計與現實沖突之中.

稅收法定主義的價值解讀與困境解讀固然重要,然而如何走出困境,更具現實意義,筆者不揣鄙陋提出自己的管見.要從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向納稅主體自發參與的開放型制度變遷轉變,納稅人要成長為稅收法定主義構建第一原動力,通過行政訴訟等司法化路徑來揭示和彰顯稅收法定原則,為了制衡稅權,要對納稅人進行權利配置,以權利來界定權力的運行界限,建立完善立憲財政制度和預算制度,真正使公民也是納稅人控制住“政府的錢袋”,以入世為契機,用世貿規則中的透明度原則、法律統一實施原則、司法審查原則來影響和促成中國稅收法定主義的實現.

最后筆者指出,盡管稅收法定主義遭遇困頓,然而隨著納稅人權利意識的蘇醒,整個社會對政府權力濫用的警惕,制度博弈的啟動.稅收法定主義在吸納了更充分的本土資源養分后,在中國的法治之路上一定會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

第三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中國地方稅體系研究

分稅制是目前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取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分稅、分權、分征和分管是分稅制的基本內容.我國于1994年確立了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相應進行了 與地方政府之間稅種的分割、稅收權限的劃分,并分設了國稅和地稅兩套稅務征管機構,使真正意義上的地方稅體系產生了.地方稅體系的產生對于規范 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關系、調動地方征稅的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認,這次分稅制改革還帶有較強的對傳統體制的路徑依賴,并且沿革了中華幾千年高度集權的單一制政體,使得在這次改革基礎上產生的地方稅體系也只是初見端倪,尚未成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地方稅收入規模小,稅權、財權與事權不匹配, 與地方稅制劃分不徹底,共享稅過多,地方獨享稅很少,而且缺乏明確的主體稅種,稅收權限高度集中,地方幾乎沒有獨立的稅收立法權和政策調整權,國稅與地稅系統征管責任不明確,相互扯皮現象較為普遍等等.諸多問題的存在導致地方稅作為地方政府籌集基本財力、調控區域經濟的功能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地方政府在履行其各項職能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財力制約,同時在配套的 轉移支付制度仍然不科學、不健全、不完善的情況下,就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政府只能在稅外尋求其它合法甚至不合法的籌資渠道,以滿足其對資金的需要,這成為引發諸如亂收費、亂集資、亂???#12289;變相舉債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的重要誘因.對這些問題的治理光治標不治本是起不到根本效果的,只有在完善地方稅體系、擴大地方稅權和收入規模、使地方政府能通過正當渠道獲得履行其職能所需要的基本財力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法外增收、行為越軌的動機才會有所收斂,再配合國家強有力的經濟、行政以及法律制裁,促使地方政府在合法、正當的軌道上履行各自的職責,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基本建立,1994年分稅制改革各項內容存在的弊端和不和諧音符也日益暴露出來.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的目標,這既標志著我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稅制改革,同時也可以看作是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改革的前期工作.理論源于實踐,又要高于實踐.對下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政策取向和基本對策,理論界諸多專家、學者展開了熱烈的探討和爭論,從不同層面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健全和完善分稅制的見解和思路.其中有一點基本達成共識,那就是健全地方稅體系,賦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稅權,促進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統一.但是在如何健全地方稅體系的問題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僅觀點各異,而且研究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而對完善地方稅體系較為系統、全面地進行對策分析和理論研究的尚不多見.作者多年在稅務部門工作,實踐中積累了一些粗淺的想法和見解,借撰寫博士畢業論文之際,遂選擇“中國地方稅體系研究”為題,一是想把自己工作中對完善地方稅體系的一些想法和體會與各位同仁、學者分享,二是希望能有助于彌補當前地方稅體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欠缺,拋磚引玉,望能引起更多專家、學者對地方稅體系更深入的研究,為分稅制的進一步完善和地方政府職能的更好發揮提供理論支撐.

本文通過對“中國地方稅體系”的研究,試圖解決以下一些問題:地方稅體系的現狀如何,存在哪些突出的不足和缺陷導致地方稅體系存在問題的深層次制度原因是什么如何通過制度的創新來完善和健全我國地方稅體系鑒于此,本文形成了“理論界定——實證剖析——對策研究”的基本分析思路,其中理論界定和實證剖析是在為對策研究作鋪墊.

首先,在地方稅體系的理論界定中,一方面,給出了本文對地方稅體系內涵的界定,提出地方稅是為了實現地方政府職能,根據一國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由 或地方政府立法,地方政府負責征收管理,收入歸地方政府支配的各個稅種的總稱.地方稅體系是集地方稅收收入、稅收制度、稅收權限與征收管理等為一體的一個有機整體.關于地方稅和地方稅體系的理論界定其實已經規定了地方稅對策研究的基本結構和組成內容.另一方面,分析了地方稅體系存在的理論依據,包括分級政府和分級財政體制、地方政府職能實現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等,這些理論依據其實又規定了地方稅體系及其各個組成部分運動和發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標.

其次,在地方稅體系的實證分析中,以梳理我國地方稅體系發展脈絡為基礎,重點剖析了現行地方稅體系,也就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所確立的地方稅體系的現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問題,并以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工具,分析了導致地方稅體系諸多問題存在的制度根源.只有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基礎上,才可能有的放矢,提出具有針對性、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

最后,在地方稅體系完善的對策研究中,將地方稅體系的組成結構分為地方稅收入規模的確定、地方稅稅制結構的優化、地方稅稅收權限的配置和地方稅征管模式的探討四個主體結構,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地方稅體系建設過程中,與周圍環境及其內部各個組成元素的相互協調問題.對每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本文又采取了“理論分析——國外借鑒——改革對策”的研究思路,既注重了與全文結構的協調,又保證了每一部分的相對獨立性.通過地方稅體系協調機制的建立,將地方稅體系與政治、經濟、社會、財政、稅收等系統之間,以及地方稅體系內部各個組成元素之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各個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的一個有機整體.

在全文的研究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系統科學的方法論,并通過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相結合、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融入經濟學、法學、制度學、系統科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思想,力求對地方稅體系做出客觀、全面、真實、動態的分析和評價,并通過對地方稅體系的研究,來輻射我國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革與完善的方向和思路,這樣就提高了本文以“地方稅體系”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分析高度和實踐指導價值.

經過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幾點主要認識和結論:

第一,完整意義上的地方稅體系產生于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實施,同樣,分稅制改革內容的缺陷也成為地方稅體系不健全、不完善的根本制度原因,這樣,完善地方稅體系只能以完善分稅制管理體制為切入點和制度依托.通過對分稅制管理體制的制度創新和制度深化來促進地方稅體系逐步成型并趨于健全和完善.

第二,地方政府的收入形式包括地方稅收入和以收費、基金等為主的非稅收入.首先,要承認這些收入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體現了政府不同權力的運用和對不同對象的調節,在任何時期都應該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其次,要承認稅收應是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應具有穩定性、連續性,應能保障各級政府實現職能所需要的基本財力,非稅收入只是財政收入的補充和輔助.再次,要承認目前地方政府各種收入形式中,存在著非稅收入膨脹,甚至擠占稅收收入的客觀事實,而規模龐大的非稅收入中更多體現的是沒有合法依據的所謂“三亂”資金.最后,我們就可以形成規范地方政府收入形式的基本思路:清費歸稅,取締不合法規和失去存在意義的收費、基金項目,把具有稅收性質的非稅形式轉為稅收,增加地方稅收入,增強地方稅功能.

第三,按照理論上劃分稅種的原則,重新配置 和地方所屬稅制結構,減少共享稅比重,核心是確定地方稅主體稅種.要建立動態的地方稅主體稅種發展觀,在近期內,加強營業稅的主體地位,完善資源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在遠期,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體系.在不同的地區,主體稅種的選擇應有所側重,結合和體現不同地區的經濟和資源優勢,形成稅收與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

第四,賦予地方適度的稅收立法權在理論上已基本達成共識,在實踐中也存在著較強的必要性.本文提出:在遵循稅收法定主義、堅持循序漸進思想、科學界定政府間事權并建立完善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配套保障下,采取集權與分權相結合、集權基礎上適度分權的 、地方稅權配置新模式,同時,加強法律、人大、立法程序以及社會公眾對地方稅權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第五,稅收征管關系到稅收收入能否按時足額收繳入庫,關系到國家稅收政策貫徹執行的程度,加強稅收征管需要多策并舉.本文提出:要注意稅收征管模式的階段性、區域性發展,稅務征管機構應有分有合,既要提高征管效率,又要降低征管成本.要加強稅務征管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加強稅收征管的法制化、信息化、稅務執法的規范化建設,推進稅收 制度的發展,加大稅務稽查和稅收懲罰力度,建立健全稅收執法的司法保障機制等,全面保障和促進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

第六,以系統論思想為指導,建立地方稅體系的協調機制.按照系統論思想,任何系統都應該保持與其周圍環境之間以及其內部組成元素之間的相互協調、相互適應.据此,本文具体分析了地方稅體系與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職能實現、 稅體系以及地方非稅收入等外部環境的協調,分析了地方稅體系的各個組成元素,包括地方稅稅收收入、稅制結構、稅收權限、稅收征管之間的協調.這樣,使前文研究的所有內容有機地融為一體,形成一個具有現實可行性和較強生命力的完整的地方稅體系.

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地方稅體系框架進行了全面分析.當前理論界對地方稅體系內涵的界定主要是基于稅權的劃分,一種觀點將稅權分為稅收立法權、稅收執法權和稅收司法權,另一種觀點將稅權分為稅收立法權、征收管理權和收入支配權.本文在采用第二種觀點的同時,把加強稅收執法管理和建立稅收司法保障作為完善稅收征收管理的對策加以研究,從而拓寬了研究問題的視角,擴充了研究對策的思路,同時融合了分稅制包括分稅、分權、分征和分管的內涵,形成了本文對地方稅體系的研究框架,確立了收入歸屬權基礎上的地方稅收入規模、分稅基礎上的地方稅稅制結構、分征和分管基礎上的地方稅征管模式和以稅收立法權為主的地方稅權劃分等四大部分,形成對地方稅體系更為全面、系統的研究框架.

第二,以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剖析分稅制管理體制的改革特征.現行地方稅體系在稅制結構、稅收權限、稅收征管、稅收收入以及與 之間的協調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缺陷和不足,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分稅制改革的不徹底和不全面.本文用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思想、局部與整體制度變遷、漸進式與突進式制度變遷以及強制性制度變遷等內容,深入剖析了分稅制作為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在1994年制度變遷中表現出的典型特征.這一系列特征的存在正是分稅制改革存在不足的制度根源,由此也為我國下一步如何完善分稅制體制、如何健全地方稅體系提供了根本出路,即進行更深層次、更為全面的制度創新.

第三,把稅權作為一種資源進行配置,強調了稅權配置應以效率優先.“資源配置”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之所以顯得非常必要,是因為資源是稀缺的、有限的,只有進行合理配置,才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在稅權劃分問題上,本文采用“配置”二字,而非多數文獻中提到的“劃分”,是因為本文認為稅權也是一種資源,同樣具有資源的稀缺性或有限性.無論是稅權的橫向配置或是縱向配置,都存在著不同配置主體之間的競爭機制,所以需要通過稅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合理配置,以提高稅權配置效率,提高政府運行效率,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

第四,把法學的基本思想融入稅收立法權的規范之中.稅收立法權是國家立法權在稅收上的具体體現,以法律為依據,以法治為基本原則,成為本文研究地方稅收立法權問題時的主導思想.如以《憲法》和《立法法》為依據探討賦予地方稅收立法權是否可行的問題,以稅收法定主義作為稅權劃分的基本原則,采取“以法治法”的思想建立地方稅收立法權行使的監督約束機制等.通過把法學的基本原則和思想融入到稅收立法權的建設中,使地方享有適度的稅收立法權問題在我國不是一種空想、幻想,而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現實依據的改革目標.

第五,提出了地方稅體系的協調機制.地方稅體系是整個經濟系統、社會系統、財稅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孤立地研究地方稅體系或者孤立地進行地方稅體系的建設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本文以系統科學論中的系統思想和一系列系統的思維方式為理論指導和方法論,建立了地方稅體系的協調機制,分別研究了地方稅體系與地方經濟發展、地方政府職能實現、 稅體系和地方非稅收入等外部環境的協調,以及地方稅體系各個組成元素,包括地方稅稅收收入、稅制結構、稅收權限、~#

第四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模板:歷史與現實:黃仁宇史學研究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因《萬歷十五年》一書而聲名鵲起,之后他的著作持續熱銷,以致形成“黃仁宇現象”.史學界對其著作及史學觀念有所爭議,褒貶不一.有歷史學者質疑其治學不嚴,特別是對其“大歷史觀”頗多微詞.通過對黃仁宇的史學觀念進行梳理辨析,以定位其在當代史學研究中的位置,并對歷史敘事方式以及歷史與現實的關系進行研究.

黃仁宇的一生不僅命運多舛、起伏跌宕,而且學術生涯也頗多磨折、爭議隨身.他生于湖南長沙,曾投筆從戎,后赴美求學,獲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后,曾在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1968-1980年任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教授,還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研究工作.1980年黃仁宇被紐普茲分校解聘后,專事寫作,出版了《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著作.

這位半路出家、大器晚成的歷史學者,其學術生涯開始于知天命之年.其后三十年間,他勤奮終始,筆耕不輟,學術造詣日臻精深.其謹嚴的治學精神,不竭的學術熱情,令人欽佩.當然,與學術大家相比,黃仁宇的治學與資歷均未能望其項背.但他軍人與記者的經歷,以及他所經歷的時空變遷,都給了他難得的思想滋養,使他的史學觀念平添了一些特立獨行的經驗.就像他的人生經歷一樣,其學術生涯也并非一路順遂,其間頗有一番波折與起伏.

經過動蕩不安的時代,而且親歷血雨腥風的戰爭,對于轉身走進書齋研究歷史的黃仁宇而言,的確另有一番感受.這是一種切身經驗后的思考.對于那段影響他那一代人大半生涯的歷史,黃仁宇曾“對之經過多度的思量與捫心自問”.在其長達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伴隨著因這種切身之感而來的追問,使其史學研究的視界逐漸放寬,以明史研究為起點,串聯古今,橫貫中西.從黃仁宇的研究視域可以看出,無論是對傳統中國的剖析,還是對近代中國的追問,甚或是將西方歷史作為參照,都沒有離開一個不能繞開的命題,那就是中國如何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即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

現代化論是黃仁宇思考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主線,也是其歷史研究的中心議題.“數目字管理”、“西體中用”、“技術史觀”等概念只是在解讀現代化概念時所使用的工具.由古及今,貫通中西,看似瑣碎龐雜的研究,卻因其背后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而具有了內在的關聯和邏輯.

如果說現代化論是黃仁宇史學的軀殼,那大歷史觀則是統帥其整個學術研究的靈魂.在黃仁宇的評述中,我們無處不見其背后一以貫之的歷史理念,那就是他的“大歷史觀”.無論是對于萬歷十五年這樣一個歷史瞬間的描摹,還是對于中國長期革命這樣一個指涉久遠命題的解析.

當我們循著“大歷史觀”所導引的思維邏輯逐漸理清了黃仁宇的歷史觀念之后,有必要對其歷史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因為“大歷史觀”既是一種歷史的視角,也是一種歷史研究方法,所以,研究黃仁宇的治史方法,同樣不能離開“大歷史觀”的視線.從某種程度上說,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恰恰是通過他不斷成熟的研究方法來體現的.可以說,作為方法論的歸納、綜合、比較也更好地詮釋了“大歷史觀”的深刻內涵.當然,黃仁宇在“大歷史觀”所確定的研究思路上雖然有一些新見,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黃仁宇不僅在治史方法上偏離通行的研究范式,而且在歷史表述方式上也另辟蹊徑,以敘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派歷史書寫主流之外,探求更具閱讀親和力的歷史表述的另一種可能.或許他的史學積淀不夠,或許他的見解未必深刻,但我們從他的文本中可以感受到歷史的血肉和肌理,體驗到一種新鮮的史學語式.這也是他頗受爭議的主要原因.

斯人已去,爭議猶存.或許黃仁宇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粒流沙,或許若干年后他的“大歷史”、“數目字管理”、“歷史上長期合理性”等理念已成明日黃花,然而,其遺留的作品以及提出的議題,至今猶有余韻.在稍稍厘清了黃仁宇的史學觀念之后,由此延伸出的歷史學的定位、歷史評價的基礎、歷史與現

實的關系等議題值得反思與探討,這或可視為研究黃仁宇史學觀念的價值所在.

第五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怎么寫:交通系與民初經濟政策研究(1912-1916)

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紹儀、梁士詒、周自齊、朱啟鈐、葉恭綽、詹天佑、吳鼎昌等在此時是以新型知識分子、專業技術官僚與精英的身份而登上歷史舞臺的,依靠密切的地緣、親緣、業緣關系形成政治集團.他們追隨袁世凱與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領域為主要活動空間,積極贊襄北洋與東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與實踐者,為早期現代化和北洋集團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們身上體現了求新、務實、敢為的作風,并體現了積極捍衛國家主權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們傾向共和,為南北統一、顛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勞.對推進鐵路事業、金融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影響,并深遠影響著民初的鐵路事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民初袁世凱統治時期,交通系領袖活躍在經濟各領域,對交通、財稅、金融、幣制、實業政策產生極大影響.在交通業方面,其經濟政策主要傾向為國有化問題.如路政方面推行商辦鐵路國有、借債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鐵路事業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為促進國有鐵路營運、管理、建設、財會制度的發展,則以統一路政、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為手段.在電政方面則頒布有《電信條例》,明定國有原則,在管理上分設電政管理機構.在郵政上,設立電政管理區,廢除驛站,打擊民信局和客郵,厘定郵政司與帛黎之間的關系.航政方面則更激烈地表現為輪船招商局的官辦與商辦之爭.這說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帶有鮮明的國家資本主義特色.從實際效果看,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在交通領域對促進四政的發展、改觀具有明顯效果.特別是鐵路、電信與郵政,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其發展成就是不容抹殺的.

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對中交二行的控制權.在他們努力下,中交二行實際取得國家銀行地位,形成復雜 銀行制度,享有發行兌換券、經理公債發行、 國庫等特權,為財政清理與統一奠定基礎.但其政策中充滿了金融與財政雜糅特點,發行公債與墊款即為突出表現.但相對于后者,前者對民初財政好轉起到了一定積極影響,而后者不僅對中交二行的官辦方向帶來消極影響,而且以反對停兌為表現,促成二行向商辦化轉型.此外,中行歸部直轄,中交合并風潮也是金融與財政政策雜糅的體現.同時交通系領袖還舉辦了新華儲蓄銀行壟斷郵政儲蓄業務.在交通系領導下,中交二行也積極發揮金融機構對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挹注作用,特別體現在一戰爆發后對繅絲業的支持;同時成立具有金融投資公司性質的通惠實業公司,抵制日本對漢冶萍公司的侵奪;積極參與上海銀業公會這一新型金融組織的活動.在幣制方面,梁士詒、周自齊、吳鼎昌等積極幫助袁世凱推行幣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整理各省濫幣,籌劃幣制借款,推廣袁頭幣,統一鑄權,力主銀本位制,設立平市官錢局等.幣制改革為此后南京政府廢兩改元奠定了基礎.

在財政稅收方面,周自齊、梁士詒等首先幫助袁世凱加強財政事權的高度集中,如實行 專款制度,各省財政事權收歸 ,出臺各種考成條例等.在具体理財辦法上,二人都反對舉借外債,但迫于財政現狀而不得已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舉債時間、借款額、利息、附帶條款等方面注意減少主權損失;進行官產清理,這一方面具有消極性,即保守的彌補財政目的,但也有促進墾荒,清理不良資產的積極作用;同時他們力主舉辦官業,對官礦業、官農業的擴大以及商業專賣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響;交通系領袖還積極整理舊稅,特別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賦、牙稅、當稅等,體現出一定的進步性,并因此與保守派和袁世凱產生矛盾;他們注意制度創新,如舉辦預算,在會計、審計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稅制,如印花稅、營業稅等.交通系的稅制整理體現了擴充財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舉措,適應財政、稅收制度現代化的傾向.同時,周自齊、梁士詒還積極籌劃關稅談判,特別是對常關稅進行改革,并統一關稅管轄權,其意義十分重大.周自齊、梁士詒與張弧還推行鹽政改革,以統一鹽政機關、整齊稅率、施行商運、剔除耗斤、先稅后鹽、制造精鹽、爭取鹽余為最有意義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學熙等人的強烈抵制.

在實業政策上,周自齊、朱啟鈐、梁士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農、林、商、工、礦等各部門,不僅涉及領域廣,而且涉及內容多為當時經濟發展中的敏感、重大問題,如礦業管理、墾務、清丈、博覽會舉辦、企業專辦問題等等.在墾務、礦業、地質調查、農業改良、林業發展等方面的貢獻是應予以特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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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經濟政策具有財政本位、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早期現代化傾向、專業技術化特征.在清王朝與南京政府之間,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續,具有體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來許多致力于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政治集團一樣,在涉及財政與經濟發展,國家與社會問題上,仍未能找到一個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滿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滿了矛盾性.特別是交通系將其經濟政策的成敗與否,財政經濟政策推行目標的實現寄托在袁世凱這一政治強人身上,寄望于一個威權政府的建立,并將其經濟、政治訴求,利益訴求與袁世凱的集權統治結合于一.這就決定了其經濟政策中的良莠雜糅,新舊雜糅,也決定了交通系這一集團經濟政策的根本屬性與作用,決定了這一集團的最終命運和歷史評價.

第六篇摘要范文:當前我國稅務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中國 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現代化建設成為社會各界最強烈的期盼.然而,在各種社會利益犬牙交錯的格局下,把深化改革的任務落到實處,啟動各項亟待推進的改革,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如何處理好 和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相統一.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改革的基本規律,完善稅務體制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協調社會關系,保證社會公平.

隨著“營改增”這一場重大稅務體制改革以及重要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奏曲的推廣,國地稅聯合辦稅成為了國民關注焦點.國地兩稅的完全分立確實給國家帶來了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但時代已經發生變革,在科技化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國稅地稅的合作辦稅己經不是夢想,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稅收行政成本;還有利于建立“服務型政府”,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立??;更有利于合理分配國家地方收入,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本文認為國地稅合作辦稅,是順應時 展規律的改革,是對分稅制的改進和完善,國地稅合作并不意味著分稅制改革失敗或倒退的結論.相信國地稅合作是國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之一.最后,本文對當前和今后如何進行國地稅合作,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第七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范文:寧城縣政府非稅收入管理的研究

本文采取了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數字分析與文字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從多個層面就如何做好寧城縣政府非稅收入管理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探討剖析.

首先,從政府非稅收入的概念、分類和基本特征形式入手,比較了政府非稅收入與稅收收入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闡述了政府非稅收入存在的歷史淵源,明確了稅收和非稅收入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客觀梳理了我國政府非稅收入的基本情況以及寧城縣非稅收入管理的現狀,同時,就我國非稅收入的規模和結構特點與寧城縣政府非稅收入的規模和結構特點進行了對比,.從二者對非稅收入管理的實踐中,總結歸納出寧城縣政府在非稅收入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寧城縣非稅收入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尋找對寧城縣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有益的借鑒,提出加強寧城縣政府非稅收入管理的政策建議.

第八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格式:公平視域下美國義務教育改革研究

義務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作為國家立法規定的每一位公民應平等享有的基本人權,是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必需教育形式,是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基礎.這就決定了義務教育改革的公平訴求有著不同于經濟、政治或其他教育領域方面公平訴求的獨特性.從價值上看,教育公平是一種教育理想,即通過教育公平進而達到社會公平的人類訴求.從政策上看,教育公平理念是針對現實教育現狀中的供需不平衡提出的,其既包括了經濟意義上社會總資源在教育中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也包括了哲學和法學意義上教育機會與教育權利的公平分配.從歷史上看,教育公平是隨著時代不斷改變的歷史范疇.在還未普及義務教育的時候,教育公平的涵義是保障更多人受教育機會的權利;在普及義務教育之后,教育公平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受教育質量;當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發展到一定高度,教育公平則是要求為更多的人提供優質教育.

教育公平獨特的內涵源于豐富、不斷更新的理論支持,主要包括了教育公平理論、教育人權理論和教育現代化理論.首先,義務教育的公平意味著教育機會的平等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合理,國家在提供給社會成員受教育可能性上是相等的,而在受教育可能性實現方面則應差別對待.其次,義務教育改革應以人權的自由和平等為價值核心,通過法律和道德的規范得以實現.最后,教育數量公平邁向質量公平是現代社會文化與物質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必然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在社會中的階級性制約與社會 與公平訴求中持續.

回顧美國義務教育改革歷程,美國民眾的教育公平訴求從建國開始就從未中斷.起初,為適應社會勞動力的需求和回應國內的民權運動,美國將教育公平實現的重點放在平等的入學機會和公平的資源分配方面,如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非裔黑人民眾開始了爭取混合公立學校運動.自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頒布了向貧困家庭兒童及落后學區提供教育補助與補償教育等促進美國教育公平實現的法案后,一系列教育改革文件都在圍繞教育公平戰略被承接實施.到了本世紀,《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與奧巴馬政府的教育改革藍圖的出臺,標志了美國義務教育進入以標準化問責為主要內容的優質教育公平的深化發展階段.

公平訴求下的美國義務教育改革反映出不同價值主體在對教育價值認可基礎上產生的不同價值觀念.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大思潮影響下,美國聯邦政府在對教育資源的配置中反映出平等與效率等不斷交互發展的價值訴求.新自由主義認為人生而平等,教育的責任是促進社會的平等或者說是矯正因個人努力以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義務教育資源應根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平等地位,予以從起點、過程到結果進行全程化平等,其評判應關注最終結果的平等以及對地位不利者的最大化補償.然而,新保守主義理論認為在教育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應該一切從人的自由本性出發,凡是違背或限制自由的做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其堅持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平等.基于市場自由之理念,新保守主義認為在有限的教育資源條件下,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遵循市場中的優勝劣汰、自由競爭原則,將教育資源按需按能力分配給社會成員.從美國義務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舉措可知,聯邦政府始終是堅持“平等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理念,將“保障平等”視為終極性理想訴求,而將“提升效率”視為階段性現實追求.

理念訴求的實現依托于完善的制度與有效的措施.為兼顧平等與效率這兩個外在對立而內在統一的改革目標,美國聯邦政府吸納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性以及新保守主義的回歸傳統理念,一方面繼續加大公立教育資源投入,通過資源補償和配置來縮減在區域間、學校問和群體間的教育差距,另一方面則在科學嚴謹的問責、測量、控制、評估體系中制定強制性的統一課程和學業高標準,通過教育券、特許學校等市場介入方式將教育納入自我管理軌道,使“平等”與“效率”兩者能在實踐矛盾中得以創造性的緩和與趨近.美國聯邦政府并不直接提供和實施學校教育,而是通過教育撥款和立法來推動教育公平并履行教育監管職責,即提供教育資金、設立補償配置項目、確立教育標準、審查辦學資格、監督教育質量等,而教育的效率價值和自由價值則交由市場自行管理,即家長和學生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機構和教育服務中對教育的數量、質量、方式、方法進行選擇,最終通過市場自身的競爭機制實現教育質量和效率的提升.因此,政府、學校和學生這三者之間形成了政府實施充分性撥款、學校接受標準化問責、學生進行市場化擇校的教育均衡關系,并建立和完善了學校選擇制度、財政分配制度和學業問責制度.

從美國義務教育改革的價值理念、歷史演進、制度策略都可以看出,美國人民從公共教育誕生的一刻起就沒有停止過對教育公平的探索和追求.這是美國各級政府、市場、民眾共同參與的,以政府政策為導向、市場競爭為驅動、公眾參與為基礎的教育改革歷程.在追求形式公平走向實質公平的改革歷程中,美國聯邦政府能以強制性、延續性的教育法案作為推動教育公平理念的有效保障;以教育券、特許學校、開放入學等學校選擇計劃來實現不同群體的受教育機會均等;以聯邦、州、地方 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模式以及教育補償政策來彌補區域間和群體間的資源配置不均衡;以國家級、州級統一的標準性測試以及復合型評估問責制度來確保區域間的教育質量和成就的平等.在教育政策決策中,聯邦政府作為國家教育改革的執行主體,總是設法廣征多方政見和平衡各階層利益,強調教育資源配置的 性和科學性;通過立法、訴訟等法律方式保障政策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在教育政策實施中,聯邦政府通過縱向規劃各州和地方政府教育改革措施,橫向規劃教育部教育改革行動,不斷加大對教育資源持續的投入和調控;各級政府根據聯邦政策精神,依法推動各項教育改革措施,并及時將教育改革實踐反饋到聯邦決策層面,從而實現教育改革實施者與決策者有效的良性互動.為此,美國義務教育改革的經驗可以為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提供合理啟示:準確把握教育公平內涵,堅持政府依法治教和 決策;理性看待學校選擇政策,拓展擇校的工具價值和市場作用;持續保障教育財政投入,完善公平與充分的轉移支付制度;合理配置教師資源,建立弱勢群體教育補償制度;科學樹立教育發展目標與標準,加強教育督導與問責力度.

第九篇財政與稅收畢業論文摘要:關于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及相關稅政管理體制研究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支持自主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是我國面對全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復雜形勢,迎接新時期挑戰做出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對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應對國際競爭維護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理論與實踐均證明,影響自主創新的因素很多,其中稅收政策與自主創新密切相關,好的稅收政策,有助于支持和促進自主創新建立健全有效的稅收政策激勵機制,促進自主創新發展,增強我國科技競爭實力,值得認真研究由于稅收政策形成并作用于一定的稅政管理體制之中,科學的稅政管理體制,有助于發揮稅收政策效果,研究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的同時,還應當進一步探究深層次的稅政管理體制問題

本文采用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歷史分析與國際比較相結合總量分析與典型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力圖實現以下研究目的:從理論上,分析稅收政策與自主創新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機制,進而研究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和相關稅政管理體制的內在聯系;從政策上,系統梳理我國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的歷史與現實,借鑒國際經驗做法,評估分析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試點稅收政策運行情況,探究我國促進自主創新政策存在的問題和對策建議;從管理上,分析我國稅政管理體制現狀,分析制約我國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效果的主要稅政管理體制障礙,并探索完善我國稅政管理體制的對策建議具体章節的內容安排如下:

第1章是緒論主要內容包括:提出研究的問題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義,綜述國內外已有文獻資料觀點,并在此基礎上闡述本文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2章是稅收政策激勵自主創新的理論分析主要內容包括:自主創新的特點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分析,自主創新結果的公共性、效應的外部性過程的風險性決定了政府干預特別是稅收激勵的必要;通過稅收激勵政策的作用機制分析,論證稅收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由于稅政管理體制中存在利益相關者、稅政管理體制影響行政效率和納稅人遵從成本稅政管理體制決定著監督機制建設等原因,稅收政策與稅政管理密切相關

第3章是國外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的經驗與啟示主要內容包括:世界各國在激勵企業自主研發強化產學研合作激勵激勵創業和扶持中小企業創新加強人才激勵培育和扶持新興產業鼓勵技術轉移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等等方面的經驗做法和主要啟示

第4章是我國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的歷史與現實主要內容包括:1978年-1993年1994年—2005年2006年以來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發展情況;我國促進自主創新的制度不斷完善,相關稅收政策陸續出臺,并在宏觀總量上呈現大中型企業創新比較活躍、高新技術企業成為創新骨干、企業資金是研發投入主要來源等特點,稅收政策促進自主創新發展的成效顯著,也存在諸多問題

第5章是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試點稅收政策典型調查主要內容包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發展建設背景中關村稅收政策的早期探索中關村試點四項稅收政策分析,以及中關村試點稅收政策運行效果評價對比分析了試點稅收政策預期目標和運行結果,政策的實際運行與政策目標偏差很大,很多預期的減免稅收激勵研發、擴大高新技術企業范圍、促進企業增加職工培訓和實施股權激勵等等目標均未能實現

第6章是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問題及其對策主要內容包括:針對現實情況,深入分析我國自主創新稅收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而研究如何把握稅收政策優化原則,以及對具体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完善的對策建議

第7章是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政管理體制問題及其對策主要包括:分析我國稅收政策與稅政管理體制的關系,研究當前制約自主創新稅收政策效果的主要稅政管理體制問題,并提出了管理體制上的頂層設計、健全稅收競爭和稅政監督機制,加強稅式支出分析評估體系建設等對策建議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創新之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于我國改革發展新形勢下的稅收政策,特別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試點稅收政策運行情況,并借鑒國際經驗,認為當前促進自主創新稅收政策存在政策門檻過高政策設計缺陷政策重心分散以及總體稅負較重等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優化原則和具体稅種的改革建議,

二是在分析我國稅政管理體制現狀的基礎上,從理論上論證了稅收政策與稅政管理體制的相關性,認為更深層次的稅政管理體制問題,在現實中制約了我國自主創新稅收政策效果,

三是具体研究了我國稅政管理體制問題,如政策效率低、執行力度差、監督約束弱等等,剖析其如何制約了自主創新稅收政策的效果,進而結合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理論,提出加強機構職能頂層設計、健全競爭監督機制完善稅式支出分析評估體系等對策建議

第十篇摘要范文:明代土地產權制度弊端及其分析

由于制度及其環境的傳承性,當前我國土地產權制度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可以從歷史中找尋相關的借鑒或制度的起源.特別是有明一代,作為元后中華傳統經濟、文化恢復發展的時期.明代土地產權制度由“兩冊”、“赤契”等一系列子系統所組成,在創立初年對加速墾荒、穩定社會、發展生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使明代土地管理在數據化,格式化、規范化方面達到了我國古代的一個巔峰,并導致了土地所有權同經營權、收益權的分離和土地配置效率的相應提高.明代土地制度所創立的田圖對應,兩冊對照制約等土地產權登記管理方式,其影響力貫穿明清兩朝,并在當前土地管理體系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由于明代對產權制度認識的局限性和處理的隨意性,最終導致明代的土地產權制度逐步瓦解.我國目前在土地管理和使用上也存在破壞制度的現象,因此,研究明代土地產權制度的弊端,對當前我國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建立規范、嚴格、高效的土地產權制度體系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本文在對明代土地產權制度體系和各組成部分特點以及相互關系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探討明代面積最大、特色最顯著的莊田、官田、民田三種土地產權的變遷歷程和聯系,剖析明代土地產權瓦解的內部影響因素,通過探究明代政治、財政、貨幣環境和技術條件對明代土地產權的影響,解析了明代土地產權制度瓦解的外部影響因素.在對形成制度弊端的內外因素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明代土地產權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由于明代社會上下過分重視收益權的分離,而忽視所有權制度的完善,導致了明代的土地產權制度在建立之初便存在模糊與混亂,二是土地產權管理系統超越了當時行政機構和技術條件的支撐能力,并缺乏相應的維護措施.滋生了產權制度做弊的溫床.三是貨幣、財政政策的缺陷未能提供足以支撐小土地所有者正常經營的經濟環境,加快了自耕農的破產.四是分封制和賦役豁免權催生了宗室貴戚和縉紳這兩大土地產權制度的破壞者,但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政府對其的打擊往往力不從心.加速了明朝土地產權制度的瓦解.因此,自明代土地產權制度運行之始,該制度體系的各個環節就被不間斷的破壞,甚至被人為廢棄.隨著社會經濟的逐步發展,這些制度弊病逐步被暴露,并為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同利益團體所利用,使這一制度體系的限制作用、保障效用逐步喪失、土地配置效率逐步降低,制度體系逐步瓦解.而明代土地產權制度所面臨的商品經濟沖擊、人地壓力巨大、土地占有零碎等外部環境,至今仍未能發生根本性改變.

本論文創新點在于:脫離單純將土地制度附屬于財政制度,土地產權制度從屬于土地制度的方式,以土地產權為核心論點,將其他制度作為內外影響因素和環境進行探研.從而實現對影響土地產權制度實施效果的各類因素進行普遍聯系,以求對造成明代土地產權制度崩潰的內外弊端進行系統綜合分析.同時,利用層次分析的方法,將明代土地產權制度體系的各組成部分進行分解,結合明代土地產權制度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分析,探求各產權制度組成部分的弊端所在,以及在明代土地產權制度體系消亡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以期知古鑒今,為當前我國土地產權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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